到天津的距离是150公里，30年前，如果驱车的话需要8个小时。大约十年前，高速公的投资让这一时间缩短至两个小时。如今，如果乘坐高铁的话，时间仅为30分钟。
在发展中经济体进行基础设施投资，将会取得巨大而明显的收益。但英国保险公司标准人寿(Standard Life)的董事长格里•格里姆斯通(Gerry Grimstone)确信，英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也可以从中学习经验。标准人寿在中国的总部位于天津。
有这种想法的并非他一人。英国法通保险集团(Legal & General)已经大举进军这一领域。今年1月，该公司承诺将为一个拟投资150亿英镑的住房和基础设施重建项目出资15亿英镑。法通保险首席执行官纳杰尔•威尔逊(Nigel Wilson)一直大力呼吁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，他也率先将投资配置转向此类资产。
英国其他主要保险商保诚集团(Prudential)和英杰华(Aviva)较为低调，但他们也支持这种投资。
这种投资背后的动机非常简单。央行将利率保持在超低水平，让许多国家的安全主权债券的收益率降至零。与此同时，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需要有望带来长期可靠回报的投资。
无论是在新兴市场还是在，基础设施投资显然都符合这一条件。建设公、铁、机场和能源装置的长期项目通常拥有合适的稳定回报，时间周期也与人寿保险或养老保险金的10年、20年或30年的偿付承诺相匹配。
与此同时，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资金上的缺口。金融危机的一个后遗症是银行不再为此类项目提供融资。现在很少有银行愿意为长期投资融资。即便是作为安排交易并提供短期过桥资金支持的对手方，银行也多有不愿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整个银行业风险偏好下降的结果，同时也缘于全球监管机构收紧了对此类资产的资本要求。
需求是巨大的。经合组织(OECD)在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发布的一份报告中预测，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将达到50万亿美元。如何协调这些创纪录的投资需求与传统金融领域明显的供应匮乏？
答案往往是求助于投资资金过剩的某些国家——中东地区和亚洲的主权财富基金——以及和的养老金体系。
这种做法一度很有效。拥有数十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可以直接与接触来为整个项目融资，从而不必进行复杂的结构性安排。然而事明，寻找海外资金有时也会有麻烦。由于运营方法国电力集团(EDF)和潜在的中国投资者的角力，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造价245亿英镑的欣克利角(Hinkley Point)核电站扩建项目的投资被搁置。
英国的资金哪里去了？截至目前，法通保险在这个领域中的动作最大，它拿出57亿英镑投资于众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项目。但这只是其管理资产的1%。甚至其雄心勃勃、迄今仍在寻找必要合作者的150亿英镑新投资计划，也不会竞争真正大规模的国家项目，而是聚焦于3亿英镑至5亿英镑的投资。
对10亿英镑或50亿英镑以上的项目来说，单个的保险公司或养老基金需要合作。需要有人协调这种努力。银行投资者曾经充当过协调人，就像旧式的商业银行那样。如今在公共部门中也很少有人愿意成为承担这一的先锋。英国最为雄心勃勃的项目——伦敦横贯铁(Crossrail)——一直由鲍里斯•约翰逊(Boris Johnson)负责，这并非巧合，即便是者也承认，对于推动伦敦的改变，约翰逊是一股精力异常旺盛的力量。
反对党工党提出的设立基础设施委员会(Infrastructure Commission)的计划听起来令人振奋。它承诺大举投资于能源、防洪和交通基础设施，听起来比英国财政部下属主要负责行政的Infrastructure UK更着眼实际。
英国财政大臣乔治•奥斯本(George Osborne)将会在本周宣布预算案，这将是现任提高英国基础设施投资紧迫性的最后机会。运作得当的话，好处是巨大的，无论是对投资者，还是对那些渴望英国像现代化的中国那样交通发达的人来说，均是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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